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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研朱墨作春山(品读经典·重读鲁迅①)

时间:2018-06-13 01:35 点击:
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,也是先生去世80年。我们将以品读经典的形式、从不同的角度重读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。

原标题:只研朱墨作春山(品读经典·重读鲁迅①)

杨雪梅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6年05月03日 24 版)

只研朱墨作春山(品读经典·重读鲁迅①)

只研朱墨作春山(品读经典·重读鲁迅①)

谈及“五四运动”,自然离不开《新青年》与新文化运动,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。1918年5月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五号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这也是他首次以“鲁迅”为笔名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,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号止,鲁迅在《新青年》上共发表作品50余篇,包括小说5篇,随感录27则,新诗6首。特别是《狂人日记》《孔乙己》《药》《风波》《故乡》5篇小说,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“巨匠”的地位。可以说,《新青年》是鲁迅第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,也是他彷徨无助时屡屡念及的精神家园。

今年是鲁迅诞辰135周年,也是先生去世80年。我们将以品读经典的形式、从不同的角度重读他留给我们的丰厚精神遗产。

晚清以来,所有的文学潮流与思想运动都借报刊聚集队伍并展现风采。也是从那时开始,报刊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经典文献来阅读,时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寻。经过维新时期400多种报刊的洗涤、新式教育的推广,到民国初年,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读报,而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逐渐形成并成为报刊的主力。

《新青年》的诞生,正逢其时。

《新青年》是名副其实的同人报刊,“所有撰译,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,不另购稿。”“不用付主编费及作者稿酬。”而它的成功,很大程度得益于大批一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,“本志执笔诸君,皆一时名彦”并非虚言。从第六卷开始,《新青年》成立了由陈独秀、钱玄同、高一涵、胡适、李大钊、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,轮流主编。李大钊可以编发马克思主义专辑,胡适可以刊发易卜生专号,看起来每个人各唱各的调,但其实也有统一的主张与立场,那就是陈独秀提倡的“德先生”与“赛先生”。科学与民主,是《新青年》同人所拥护的“共同的旗帜”。

1917年8月9日,钱玄同首次登门拜访了周氏兄弟,竭力怂恿他们给《新青年》写文章。而那时的鲁迅已告别了自己新鲜活泼的青年时代,“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”。于是才有了他与钱玄同的关于铁屋子的争辩: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。不久就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了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,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与其说鲁迅被钱玄同“不能说决没有”的希望说动了心,不如说鲁迅自己依然怀有政治抱负与文学理想。“是的,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,然而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,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,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,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,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”

1918年4月2日,鲁迅终于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几天后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。钱、刘二人读之,如获至宝。第二天稿子送到编辑所,陈独秀也拍案叫绝。小说随即在《新青年》四卷五号上刊发,并首次使用笔名“鲁迅”。《狂人日记》借一个被迫害狂症患者“狂人”的惊恐峻急之口,石破天惊地指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“吃人”的本质,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启蒙呼唤。这篇4700余字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经典,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。

以思想文化革新为主旨的《新青年》,从一开始就经营着文学,而且其所倡导的“文学革命”的影响至为深远。正如后来鲁迅负责编辑《中国新文学大系(1917年至1927年)》小说卷时所指出的:“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,谁都知道《新青年》是提倡‘文学改良’、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‘文学革命’的发难者。”但直到胡适的“改良文学刍议”发表,《新青年》上的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。“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,但又因为《新青年》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,对创作并不怎样著重,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;至于戏曲和小说,也依然大抵是翻译。”

在这样的背景下,作为小说家的鲁迅,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满堂彩。加上陆续发表的《孔乙己》《药》等小说,“文学革命”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实绩。鲁迅的文学创作令《新青年》的同人们由衷钦佩。钱玄同曾称赞鲁迅“读史与观世,有极犀利的眼光,能掘发中国社会的痼疾……这种文章,如良医开脉案,作对症发药之根据,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的用处的”。

在《新青年》一众人马中独掌帅旗的陈独秀,对鲁迅格外敬重。如1920年陈独秀致信周作人云:“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,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,可就《新潮》《新青年》剪下处自加订正,寄来付印。”感其热诚,以后鲁迅采纳其建议,集拢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说,编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——《呐喊》。

特立独行的鲁迅,总是说自己对“文学革命”没有什么热情,但他承认自己的创作是“遵命文学”。“不过我所遵奉的,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,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,决不是皇上的圣旨,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。”他又说,“既然是呐喊,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,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,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,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,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,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,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”

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并不亲密,但为了响应1918年7月《新青年》五卷一号刊发的胡适的《贞操问题》,鲁迅即在1918年8月《新青年》五卷二号发表《我之节烈观》;胡适于1919年8月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《再论“我的儿子”》,鲁迅随即在1919年11月的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。为支持胡适等人倡导的新诗写作,自称不喜作诗的鲁迅也发表了6首白话新诗。

1918年4月,《新青年》增辟《随感录》栏目,刊载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。鲁迅从同年9月五卷三号开始为这一栏目撰稿,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号刊发的《六十六生命的路》,共27则,后全部收入杂文集《热风》。而这一文体后来便成为鲁迅手里最有战斗力、最游刃有余的“武器”,在晚年为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写的后记中,鲁迅也是这样概括的:“我从在《新青年》上写《随感录》起,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,共历18年,单是杂感,约有八十万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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